“在台灣,歷史文物遇到「國家重大建設」,永遠是前者要去妥協、去轉彎”

漢本遺址在2012年偶然「被發現」後,因為位於蘇花改工程地點上,再加上今年7月發現第2個文化層,連帶使得被列為「國家重大建設」的蘇花改,面臨無法在2018年初通車的情況[1]。而進行考古挖掘工作的中研院研究員劉益昌,在過程中不斷被公路總局質疑是「文化資產偏見、文化資產至上主義者」[2],更在通車傳出延宕之後,被花蓮縣長傅崐萁嚴厲斥責為「考古霸權」[3]。然而,對於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稍有關心或概念者,從上述新聞可以判斷,這又是一樁政府官員與政客透過媒體放話,「打人的喊救人」。

漢本遺址的文化層可上溯至2000年前,不僅相關文物眾多,更重要的是,整個空間配置仍保持相當完整。劉益昌推測,漢本遺址的這群人,很有可能和凱達格蘭族、阿美族、排灣族部分氏族有關係[4]。無論是遺址的規模跟文化內涵,對於台灣史、台灣考古史、沒有文字記載的原住民早期歷史、甚至是南島民族文化的研究而言,都可能是相當重大的發現。從相關報導[5]可知,在蘇花改環評的承諾中,曾規定必須要指派工程的監看人員,隨著工程的開挖,監看是否發現文化層,這顯示了蘇花改工程的規劃路線,確實經過了台灣重要的遺址分布地帶。

從表面來看,公路總局已經依照相關法令,委由中研院考古團隊進行遺址的挖掘與文物保存,可以說是「依法行政」。然而,漢本遺址卻不在原本規劃的監看範圍之內,工程中也僅採取隨行考古人員現場監看部分工程點位的做法。漢本遺址被發現後的搶救,已屬亡羊補牢,在文物發掘完畢之後,只能回填蓋橋墩,無法完整呈現2000年前南島民族的聚落空間分布情況。

長久以來,台灣就一直無法在文史資料保存以及經濟開發理性之間取得平衡,而政府長期又都站在開發理性一方。就漢本遺址的例子來看,取得考古資料保存與花東居民交通權益之間的平衡,本應為政府責無旁貸的責任,但相關官員卻不權衡利弊得失、制訂合理解決的方法,反而透過媒體放話,企圖操作輿論壓迫考古團隊的作法,更是為人所詬病。藉由所謂「民意」與媒體,將責任轉嫁給沒有權力也少有發言權的考古團隊,意圖製造「都是考古害得花東鄉親要犧牲、要多等」的印象。模糊焦點的結果,反而導致「弱弱相殘」,真正掌握權力、該負責任的政府,卻將責任撇的一乾二淨。

這種凡事以制度為保護傘的「消極依法行政」,對於台灣不論是與時間賽跑的文化資產保存、乃至於公共建設,甚至民主制度的鞏固與深化,都有著負面的影響。2016年極有機會取得執政權的民進黨,該如何從制度面並結合體制外的力量進行整頓與改革,也是其政策理念有沒有辦法確實落實的重要關鍵之一。

[註釋]

[1] 蘇花改挖到第2個遺址 2018年通車生變,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723/653942/

[2]不滿考古團隊被當承包商 劉益昌:想幫台灣留下文物,http://udn.com/news/story/7314/1339404?fb_ref=Default

[3]赴蘇花改會勘 傅崐萁斥「考古霸權」,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526196

[4]原民觀點:千古漢本─尋找最早台商的起源,http://www.storm.mg/lifestyle/72532

[5]原民觀點:千古漢本─尋找最早台商的起源,http://www.storm.mg/lifestyle/72532

(本文不代表本平台與民進黨立場)
(圖片來源:中華時報,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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