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新聞報導蔣孝勇的老婆蔣方智怡持有制式槍枝卻拒絕士林分局定期查驗,士林分局懼於蔣家威權只敢千拜託萬拜託,最後是蔣友柏的秘書姍姍來遲的代驗。

2015 年,新聞報導布農族獵人王光祿持有土造長槍上山打獵,於警方攔查時主動給予檢查,卻遭起訴並判刑三年六個月。

兩則相似,卻有著截然不同結局的新聞,讓人不難察覺,台灣在中華民國的治理下,整個社會的法律與風氣對於原住民族與外省權貴的巨大差異,中華民國現存法律固然允許私人擁有制式槍械,但應依照自衛槍枝管制條例申請,其中明定只要不具前科、有擔保人,即應造冊並發給執照(該條例第 6 條),然而實務上一般人不論如何齊備文件,主管機關均拒絕人民、團體及「獵戶」按照該條例申請槍枝執照,反而在槍砲彈藥管制條例中,限制原住民因文化傳統狩獵需求所持槍枝僅能為自製且限定規格。

從法律的角度而言,台灣治理當局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 11 項既然明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34 條也明定「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依本法之原則修正、制定或廢止相關法令。」,基於上述兩點,其他法律的制定就不能違反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要求,然而當我們審視相關法規時,可以看到的是許多違憲的實例:

一、槍砲彈藥管制條例對於原住民基於文化傳統持有獵槍之規定,違背原住民族基本法關於狩獵文化保存與憲法增修條文肯定多元文化之意旨,違憲。

按槍砲彈藥管制條例第 20 條、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 條之規定,原住民所得持有之獵槍,除須為自製外,更需不能發射制式子彈;然原住民基本法第23條規定,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習俗、服飾、社會經濟組織型態、資源利用方式、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

從而,原住民族基於文化傳統所為之狩獵習慣,應予尊重,查原住民族自日治時代以來,即有以制式槍械(村田式步槍)狩獵之習慣,自製槍械乃係肇因於日本總督府之持槍禁令,所不得不為之方式,並非原住民族之文化傳統,槍砲彈藥管制條例及相關管理辦法將原住民族持有槍械之文化傳統,限縮於自製獵槍,乃增添原住民族基本法所無之限制,亦非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傳統之規定,有違反台灣治理當局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 11 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之虞。

二、野生動物保育法關於原住民族基於文化傳統所為之狩獵之限制,違背原住民族基本法關於狩獵文化保存與憲法增修條文肯定多元文化之意旨,違憲。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1 條 2 項針對原住民族狩獵之規範,授權訂有「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規定原住民族狩獵前 20 日必須提出申請,乃過度侵犯原住民族狩獵之權利。

按科學如此昌明之今日,未來一週天氣預報仍不能完全準確預測,原住民族獵人又有何神通能預測未來 20 日是否適合狩獵?該辦法顯然是對於原住民族之狩獵權之過度侵犯,與原住民族基本法關於狩獵文化保存與憲法增修條文肯定多元文化之意旨不符,違憲。

次按原住民族基於文化傳統所為之狩獵,各部落均有自己之規範,其文化傳統,並非單一共同,就算同族間,各部落之慣習亦未必相同,倘均以相同之規定繩之,有鉅害於原住民族之多元文化發展,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1 條 2 項應授權由各部落間依自己之慣習為事前報備即可,主管機關不應具有審核之權利。

基於上面所述理由,我們有足夠的確信布農族獵人王光祿案中所引用之法律,有違反台灣治理當局憲法增修條文以及原住民族基本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檢察總長於12月15日提起非常上訴後,受理非常上訴之法院應本於職權,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 2 項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聲請大法官解釋。

除此之外,我們更嚴正呼籲立法機關無待大法官解釋,儘速於會期通過相關法律之修正,使獵人王光祿得依刑法第 2 條 3 項之規定,免其餘刑之執行,以促進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發展。其次,若就族群和解之角度而言,剩餘或全部刑期應由總統依赦免法之規定特赦之。

(本文不代表本平台與民進黨立場)
(圖片來源:自由時報,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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