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23行政院的國家暴力鎮壓事件已屆滿週年。但當時的政府鎮壓下令者的代表包括行政院長江宜樺、警政署長王卓鈞等人皆安然脫身,有的退休享受清福,有的甚至加官晉爵,握有更大行政權力。並且,那場暴力事件中有許多嚴重身心受傷的被害者,卻仍無法揪出任何現場施暴的警察;就如同台灣所有的轉型正義工作,只有被害人,卻永遠找不到加害者。更糟的是,許多無名的運動參與者,在孤立無援的狀況下,得獨自面對司法的追訴以及嚴重的身心受創,這些無名的運動者成就了個人及少數的運動明星,卻因無法打進既有的社運網絡,必須孤身背負司法追殺和身心壓力。

在323週年前夕,傳來了不幸的消息。一位323當日的參與者,76歲的周榮宗大哥,在去年的事件中被警方施暴,導致內出血住院六天。一年來,周大哥多次進出醫院,治療當日受傷的後遺症及其當時被驗出的肝硬化病症。不幸的是,在今年的322,周大哥躲不過死神的召喚,離我們而去了。周大哥就如同許多運動中沉默的參與者,他們在運動中的臉孔往往是辨識不清也未曾被關注,但這些「周大哥們」往往是最直接感受到國家及社會結構壓迫的一群人,也是最心甘情願在運動中做一個不出聲、且勞心勞力付出一切的傻瓜。但這群人又往往是最容易被核心運動者及組織忽略的一群人,因此,「外圍參與者」和「核心決策圈、社團參與者」形成了另一種話語權不對等的階層性權力結構。

近日,今年三月開始一連串的318運動週年活動,促使許多人再次翻出記憶,試圖拼湊屬於自己所關注的318運動圖像。而周大哥過世的消息,也成為了許多運動者的關注焦點,許多人帶著憤怒與不滿在臉書轉貼此消息,強化讉責國家暴力的正當性。相信絕大多數人並不具有政治性操作的想法,而這樣的社會對國家暴力的集體憤怒,在此時也需要發洩出口。

但今天過後,我們對於這些辛勞、邊緣且無話語權的參與者會留下多少記憶?這種短暫的正義感發洩是否又會變成另一次的消費剩餘價值的運動道德問題?當年輕的運動明星/精英們高舉反壓迫大旗時,是否可以低頭審視運動中那些話語權及鎂光燈過於集中在特定人等權力不對等的情形?是否自己在不自覺中淪為將群眾工具化、分子化的另類壓迫者?運動中的權力者必須要深刻面對的課題是:如何避免群眾喪失在運動中的主體性,只成為被運動所動員利用的棋子?以及群眾各種長短期而自發地「自我分子化」之後,在「後323運動階段」,這些不在核心的底層參與者,在面臨司法追殺時,是否能承擔一路下來的身心壓力?

雖然在運動實務中,我們很難擺脫明星化或權力集中的狀況。但我們必須記得:這些最不為人知的底層運動者,往往就是國家暴力最直接的被壓迫者,他們的生命故事也是黨國壓迫史的最佳見證,他們是在運動光環消逝後、鎂光燈無法照見之處,依舊在草根長期支撐運動的重要支柱。3月22日公投盟的粉絲頁所登載周大哥的生命故事,正是一頁頁戰後國民黨壓迫台灣人民的歷史,書寫底層運動者的生命史對於這些低調、無名、邊緣的參與者,就是一種具體且重要的回饋。握有話語權的運動精英們,在對抗黨國壓迫的過程中,是否也能停下腳步、低下頭來關注運動中,每位參與者的參與脈絡及他們的生命故事,並思考運動中權力關係中是否造成了另一種壓迫?

 

(本文不代表本平台與民進黨立場)
(圖片來源:tomscy2000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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